好病

古希腊索福克勒斯说过一句名言：“自然界有许多美妙的事物，其中最美妙的是人。”人是谁？就是你、我、他（她）吗？是的，是你、我、他（她）。合起来就说是咱们吧，省得累。照先哲的话说，咱们都是最美妙的事物。构成这最美妙事物的一切想必也是最美妙的吧，包括生病，是吗？生病本来是不好的，但在最美妙的事物上生病，病也变得美好起来，这恐怕也是真的。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病是人生的，这病自然也沾了人气，人是最美妙的，生病也就妙得很了。
　　五十年前，也就是1957年吧，我的母亲生了一场好病，我的母亲当然是自然界最美妙的事物之一，在我的眼里，还要加上一个最或者更多的“最”也是当之无愧的。她病了应该是十个月吧，到1958年6月，我被母亲“病”下来了，因母亲怀胎十月的这一场“病”，自然界又多了一个最美妙的事物——我。我一生下来是什么样子的，我自己自然不知道，但据我母亲说，我生下来的时候似乎并不美妙，哭声也很平常，好象比邻床另一个同时诞生的最美妙的事物好不到哪里去，但据父亲说，当时母亲很幸福地笑了，因为我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母亲“好病”十月，初为人母，那份喜悦自然是无法形容的。因为哭声平常，也就正常，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正常就是最好的了，起码是健康的，无病的。无病的，那就健康了，因而我很健康地成长，母亲也很正常地出院了。出院以后，我仍然正常生长，于是父亲安心地回地质队去工作（那时我父亲是福建省303地质队的工人），母亲在我会走路时也找到一家皮革厂的会计工作。我仍然健康成长，病痛似乎离我很远。我会走路了，自然很聪明地利用那双小脚，到处跑，到处玩，反正父亲在很远的地质队，那时的地质队东搬西迁，常无定所，不像现在地质队，都有个家属基地或是留守处之类的，家属可以不要跟着东奔西跑。因母亲在地方的皮革厂工作，也就免了我也随地质队到处乱跑。但母亲去上班，我自然可以乱跑。记得（我的记忆力真是好，一岁多的事我现在仍然记得）我家当时是住在龙岩汉剧团的隔壁，汉剧团一般在下午的时候是排练古装汉剧的，我也就经常在下午偷偷地躲过门卫的看守，钻进剧团的排练厅，在某一个角落做一个不速的欣赏者。这样的日子有一些时候，几乎每天下午都是看到他们排练结束才回家的。回到家后，仍然兴奋不已，把母亲的枕巾拿来作为我的水袖，把床铺作为舞台，在自己的家里“咚嚓咚嚓”也练起来，唱的是什么，我却是不懂的，那时母亲看到我如此这样，一天的劳累似乎也烟消云散了。
　　但是好景不长。
　　我记得（仍然是我记得）有一天中午我午睡起来，出了一身汗，然后母亲来给我换衣服，叫我站起来，可是我的双脚却不听话了，我站不起来了，连续几次，母亲叫我站起来，我仍然站不起来，母亲以为我是故意耍懒，把我抱起来用力在床铺上顿了一下，但我仍然站不起来，而母亲仍然不知道我已生病了。仍然叫我站好，及至我大声哭了起来，而且声音异常时，母亲才慌了，才知道我这原来最美妙的事物有些不妙了。这时是1960年的夏天，我恰好两岁，世界在饥荒中。母亲赶紧托人去叫父亲回来，父亲风风火火地从野外地质队赶回来，两人再风风火火把我送到县医院去看，医院说我只是患了一般性的感冒，打一针，吃点药就好了。于是打针吃药一番，果然，下午就退烧了，一切正常，只是仍然不会走路。过了几天仍然是这样，再去检查，医生也说不出来，于是去地区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却是肺炎，感冒升级了，但双脚仍是疲软着，用现在话说，钙一夜之间流失掉了。于是又跑去厦门治疗，那时的厦门哪有现在的繁荣，1960年，街上的米糠饼比现在的鼓浪屿馅饼还要珍贵百倍，饭店大开着，只是桌上陈列的不是杯盘佳肴，而是四脚朝天的凳子。厦门的医生倒是高明点，可以看出我患了小儿麻痹。这病好像当时新病，那年景缺吃少衣，缺医少药的，我这病自然也是无法治的，于是人好好的，只好打道回府，记得我略懂事时，曾写信责怪母亲那时为什么不把我治好来。听天由命，这病不会死人，只不过落下个后遗症。这一个“好病”伴了我快五十年，而且看来要伴我一辈子了。
　　因了这“好病”，我是这样认为的，我再也不会到处乱跑了，我会安静地守在一个角落，看小朋友们游戏，而我站在游戏的外面，似乎更能看清楚游戏的真谛。
　　地质队仍然到处乱跑，母亲因我这场“好病”，辞去了工作，做起专职的母亲。自然就跟着父亲到处乱跑。我这时开始上幼儿园，开始识字，“鸡、鸭、鹅，猪、牛、马”等开始大声地念起来，在一个山头或者在一个小村庄，从二岁多开始一直上到六岁半，读一年级时，地质队要去支援大西南，父母把我送到连城乡下的外婆家。
　　在外婆家，我开始学着站起来走路，慢慢地拄着拐杖我可以走路了。
　　当我因难地站起来，拄着拐杖可以上学时，1965年文化大革命来了，学校开始闹革命，老师被戴上高帽子受到非人的批判，而这时的人似乎也在生着一种病，但这病似乎并不美妙，这病似乎是“动物”身上生的，并不是“事物”上生的，它把一切是非颠倒，一切秩序弄乱，我这时正是求学的阶段，一切都有待启蒙的时候，学校是不能去了，只好猫在家里，好在有位叔公家里藏了许多书，他在劳动之余的时候开始教我识字和写字，并在他那里接触了许多古书，那时读书也是一件趣事，叔公劳动累了，叫我给他捶背，捶一千下给看一回章回小说，《三国演义》、《红楼梦》都是那时候接触的。以后更大一点，他教我钓鱼，钓一斤鱼给一本书看。从65年到71年，整整六年，我就这样度过了我的少年时期，把叔公家的藏书看完了，把他家的几册康熙字典翻烂了，而我的小学这时也算毕业了。这都是我在60年得了这场好病所赐的，试想，如果我没有得这场小儿麻痹症，也许我也与其他同龄人一样，好手好脚的生活得自由自在，但我可能少读了许多书，最起码我可能没有兴趣去读叔公的那些“封资修”的藏书，也许我会与他们一样上山去多砍几担柴伙，下地去多拨几挑猪菜。在那饥荒的年代，山上的野果是有得吃的，但精神的饥饿却到哪里去补偿？倒回来一想，我又认为人真是自然界中最美妙的事物，连生病都是这么的美妙。
　　读中学，我父母把我接到了贵州，那时地质队自己办了子弟中学，文革此时相对安静了点，我也就安静地在地质队的子弟中学读了三年书。初中毕业后，又回到福建三明，在三明读高中时，却没有那么安静，学工学农学军占去了不懂多少课时，高中是没有学到东西的，但因我是残疾学生，学工学农学军我可以不要去，因而我又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在学校的宿舍里安静地看书，但这时没有什么书可看，好在我有一到四卷的《毛泽东选集》，看《毛选》既时髦又长知识，也是不错的。
　　高中也是稀哩糊涂地毕业的。剩下的就是如何参加工作问题。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即使恢复高考，那时也不让我们这种残疾人参加。要吃饭就得工作，否则父母总不可能养你一辈子吧。这时这“病”似乎就不美妙了。到处去求职都没有人要，只好关在家里养猪喂鸡，但美妙的东西仍有，这时我爱上了文学写作，每天养好猪喂好鸡，我就关在房间里写啊写，然后就投啊投，希望文学的美梦能改变我的生活。然而现实是残酷的，闭门造车的写作是很难成功的。我仍然必须走出去，曾经想去流浪，好在父亲来得及时，不然那时一时想不开，就想悄悄地离开家，去世界的外面流浪。
　　因为有这种想法，母亲就四处托人给我找工作，后终于在一家乡镇企业里找到了工作，那是做什么的呢？什么都做，先是烧石灰，后是做竹篾，编车棚，编纸篓，因我的安静，因我的勤奋，领导又叫我去学习会计，短期的培训后我做了这家企业的材料会计，工资从每月的四元五角拿起，慢慢地升到三十五元，无怨无悔地做，以后入党，招干并在85年修了电大课程，也取得了一张大学文凭。因了这美丽的病因，我能安静地无所奢求地工作着，因无所奢求地工作着，与周边的同事少了摩擦，人缘也好，因此年年都被评为优秀工作者，96年还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市劳动模范。这些，我想都是因了这一身美妙的病所赐的。
　　因为得了这种行走困难的好病，我少串了许多门子，自然世上也少了许多是非，少了许多应酬，而我却多出了许多时间，在这些时间里我可做许多美丽的梦，我可以阅读许多我喜欢的书，写许多我认为美丽的文字。
　　正因为我好像比常人获得了更多的时间，而我知道这多出来的时间的代价，我可能会在更高的角度审视这时间的珍贵，“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壮时可能认识没有这么深刻，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好像都在眨眼间，现在再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就要沉重得多，一年前，二年前，三年前，好像历历在目，生命的美好也可更具体地点数出来，四十七年前我得小儿麻痹症，似乎并不觉得痛苦，及致到少年、到青年，好像太阳一直都很美丽，人生也是美丽着，风风雨雨都给我带来无限的诗意，就好像自然界中美妙事物一样，一片树叶，一滴水，甚至一声虫鸣，它都能让沉重的生活轻盈起来。也许就是这样日积月累的缘故吧，及至到现在，我又患上了另一种不容乐观的病，尽管给身体带来无法言说的痛苦，但这种痛苦和生命中美妙相比，却又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我在许多我的诗语中都透露着一种沉静的信息，我的安静远远地比我的痛苦辽阔得多，痛苦在安静的微光照耀下，显出另类的美丽，而一向的安静突然被痛苦的闯入，使安静生出一些微澜，使得这种安静更带上一种幸福的美妙。这似乎也应验了古希腊另一位哲人说的“幸福是点点滴滴获得的，但幸福本身却决不琐碎”（第欧根尼·拉语）。过去的日子几乎像海燕在暴雨中的飞翔，它给你的美妙只是瞬间的快感，而你在盛年时，你会感觉到自己如一只蚂蚁一样行走，每一步都很谨慎小心，每一步都异常地认真并精于计算，这时候“能够感觉你愿意感觉的东西，能够说出你所感觉到的东西，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古罗马·塔西佗语）这样的幸福多好，这是自己用一生的代价获得的，你说多好，多美妙啊！因为太容易追求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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