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习——民族的悲剧（四）

国人的非理性思维还存在于对权威的盲目信赖。只是上一篇文章太长了，故而另篇诠释，与有识之士共磋之。以利警醒国人，鞭策自己。
　　我系历史专业，因好舞文弄墨，曾在学校缺少语文教师期间，从事过数年初中语文教学。因为非中文专业，故那段时间皆夹着尾吧行事，小心谨慎做人。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次与众同事刚刚从松花湖度周末回来，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说是新任市中学语文教研员要来本校听课。并且点名要听新教材实施情况。因为我当时是本校第一批使用新教材授课的语文老师之一，自然“在劫难逃”。好在当时年轻气盛，第一节作文讲评课，介绍记叙文的景物描写。于是以当天早晨半个小时一气呵成的一篇三千多字的松花湖游记为范文，应付过去了。
　　可是新教研员说还要检验一下基础知识。第二堂换个班以一篇现代文为材料，上了一节基础知识课。介绍修辞知识。课后，在校长与教务处主任的陪同下，接受这位新学贵的讲评。此位先生对作文课到没有说出什么来，因为作文课多年来都是老师讲评学生作文，少见老师即席作范文讲评。可是为了表现出权威的水平，新教研员指出我基础知识课上的一个毛病。说有个学生在叙述光的量词时，说了一个不能作为光的量词的词，错误没有被纠正。那个学生说“光”的量词还有“道”。新教研员认为是错误，应该纠正。因为事前，校长与教务处主任都叮嘱过，所以只好虚心听着。可是偏偏来听课的外校老师为了讨好这位新学贵，纷纷指责作为语文教师不应该犯这种低级错误。我当时再也压制不住胸中怒火了。说句实在的，当时学生说“光”的量词还有“道”，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没有觉得这是什么错误。可是被她们如此一说我要是默认，岂不是有损本校声誉，更有损本人尊严。于是在众人话声低落下来后，我请教新教研员：“语言是古人创造了我们来使用发展的，古人要是用“道”来形容光，是不是就应该是正确的？”新教研员略一迟疑，旁边一个外校的“全天候”语文教师替这位新学贵回答说：“那当然，“道”怎能用来作为“光”的量词呢！”
　　我回答说：“有万道霞光不是用“道”来做量词了吗？”新教研员一看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年青人，如此不服权威，带着一脸怒色说：“那是泛指，没有具体实数与‘道’一起来形容的光。”这本来已是狡辩，可是为了让这位新学贵知道怎样来做学问，我追问道：“那实数是指什么？”她说诸如：“一、二、三……”我当时答复她说：“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暮江吟》中有‘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之句。白大诗人能用‘一道’，我的学生为什么不能用？有些特殊的量词，在特殊的语境下使用均属正常。”新学贵满脸通红，那些随声附和者也面面相觑。校长赶紧安排其他老师以有课为名把我叫了出去。年青时好胜非可取之处，可是那些跟来听课的名语文教师，要是当时能用客观的态度评价一个年青教师，这份尴尬也不会发生。就因为她是教研员，那些教师想都不想就要支持。我相信那些随声附和的外校的语文教师们，没有不知道这首诗的。要是当时她们用心去想一想，很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来。
　　九四年我经过一段时间的班主任工作中摸索，认为从古希腊的神话中看到“皮格马利翁”的故事。很适合教师思想教育工作借鉴。后来又读到国内的一些心理学家关于“皮格马利翁效应”，与“罗森塔尔效应”的阐述。便在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提出“皮格马利翁效应”。建议大家在思想教育工作中多采取积极心理暗示，重新激活那些对学习与未来丧失信心的学生的生活信念。引导学生在现实中努力追求现实。可是马上遭到抨击，说我故意炫耀，胡乱造词。事隔数年，全市部分教师在本市警官俱乐部听了上海的教育专家刘京海先生的“成功教育讲座”。刘专家在讲座中提起“皮格马利翁效应”，于是全市掀起学习热潮。本校的那位当年指责我的领导安排全体班主任学习“皮格马利翁效应”。要大家写一篇关于这方面的心得。我当时年青，激于义愤没有交这篇心得，而是告诉她这篇心得已经交了好几年了。我用了多年的“皮格马利翁效应”不被重视，可是一出自刘京海权威之口，即刻成为真理。
　　由于传统的组织教学的方式，诸如“别说话了”、“老师对你好知道不知道？”等说教，已经不为孩子们所接受。甚至招来学生们的抵触。于是我倡导已经不是新鲜事物的体态语言，可是却遭到众多同仁们反对。更有的教师因为“体态语言”运用的不恰当，没有收到良好效果。便叱责这种方式为“谜语”式的教育。直至权威的《演讲与口才》杂志出现有关体态语言的文章后，才被认同。
　　在国人的眼中，权威头上的光环永远是真理。是不灭的真理。常常在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上，就因为人们的思维囿于权威的成见，不敢越雷池一步，丧失了许多机遇。对权威的盲目迷信，使人们丧失了思考的积极性。只要曾经是权威，就应该终生享受那份荣耀。可是我们的一位记者到美国，却看到了相反的现象。
　　一位中国记者到美国各世界著名大学采访。发现在这些大学的图书馆里有许多图书管理员都是世界知名科学家，有的甚至是诺贝资金的获得者。他非常迷惑不解地问这些人：“你们不觉得这个社会黑暗，不公平吗？你们为国家，为社会做了那么多贡献，却让你们从事这么平凡的工作。”那些老人笑着告诉这位中国记者：“我们是都曾经辉煌过，可是那已经是过去。我们今天的待遇，说明我们的社会进步得太快了。这是新陈代谢的规律使然。我们之所以不在过去的光环里，就是不想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前，有的人以一部作品当了一辈子作家。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只要是被权威反对的年青人的观点，根本就没有人再去想它是否正确。四大发明被国人享用了几千年，还是我们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光荣，说什么这是增强民族自信心。我看如果是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也是个负数。这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一个人物的一句话：“我家从前阔多了。”
　　就拿教育来说吧，今天一个专家一个风格，明天又一个专家又一个风格。下面疲于奔命地学，没有等学完。风格又变了。整天说应试教育束缚孩子们的思维，要搞素质教育。可是在全国广大地区，应试教育仍占主导地位。说什么中考、高考指挥棒没有变，不可能实行真正的素质教育。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那为什么中考与高考的指挥捧不随之调整？一位教育专家在做报告时说，本来新素质教育的教材已经杀青，可是由于一些老的教育专家还在，他们不同意。于是只好搞了个过度教材，用了两三年。至于新素质教育的教材使用，得把他们靠下去，才能实现。在世界经济高度发展的时代，两三年足以影响一代人，要使中国丧失多少机遇？
　　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就从来没有想过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教育方式来。昨天学苏联，今天学美国，明天可能又要学欧洲。中国权威不够崇拜的，还要依赖外国权威。一部分所谓的教育专家到日本学习，“请”回这样一个例子：“一个日本老师在上课时把自己装扮成大灰狼，与孩子们在教室里追逐。”一时间，各地纷纷在课堂上以情节剧的形式来授课。为了一节课，学生与老师要忙许多天。姑且不说这种形式能否有效果，就是有效果，这有实际使用价值吗？这种形象教育方式的确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是不是所有年龄段的孩子都适合使用？当孩子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时，就可以省去这部分时间用来学习更多的知识。我没有专门研究过日本现代教育，但是从琐碎资料也看得出，日本的教育是很系统的，配套设施较全面。日本人上课用的教具，大多可以拿来就用，且可以反复使用。可是我们每一堂课都得自己准备，使用后即弃之。这就使情节剧的教学方式失去了实用的可操作性。一堂课四十分钟，一个情节剧下来就已经接近下课，而我们的课程设置课堂容量较大，难以用这种直观方式完成教学任务。西方国家的这种教学方式，也多用于类似中国的小学低年级。而且是建立在低课堂容量基础之上的。
　　新课程标准颁行之后，各科都得渗透思想教育。数学科也得想方设法进行思想教育。否则就是不合格的课。不否认，自然科学也可以利用一些科学成果产生的过程等，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可是那是有着极大的局限性的。但是因为专家说了，没有“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环节就不是一节好课。于是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老师们纷纷舍本求末，搜肠刮度来找思想教育环节材料。“X＋y”有多大的思想教育价值？那种牵强附会的思想教育有多大效果？能抵上因此造成的时间损失吗？
　　上有教育行政部门对专家的盲目依赖。下有作为孩子的家长的那些公民们对权威观念的盲从。明知道那高淘汰率的应试教育不适合自己的孩子，也为了那份虚荣与非理性的追求，拒绝接受素质教育。哪个学校要是搞素质教育，家长们纷纷指责学校拿孩子做实验。宁可把孩子送到那个整天把孩子关在教室里的学校。也不让孩子接受新思想，新教育。这又是家长们对“学而优择士”的权威观念崇拜的结果。温室里长不出茁壮的青松来，每个家长都知道。可是大多数国人宁愿相信揠苗助长的作用。其实对于中国教育如何搞，最有说话权利的就是工作在一线的教师。可是他们没有说话的机会。
　　提到权威观念，让我想起一个上个世纪末的旧事。国内某酒厂的一批葡萄酒，从香港过境，按香港的规定，洋酒与国酒征税不同，国酒征税低。洋酒征税高。可是这家企业按国酒交了税。一时间舆论大哗，叱责声不绝于耳。媒体也频频报道。这些指责并不都是来自香港，也有来自内地的。最后这场纠纷以一个律师的雄辩在法庭上结束。这个律师引用了唐朝大诗人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证明葡萄酒非洋酒，而是从唐朝时就是中国酒了。近现代伴随着洋人喝葡萄酒的习俗传入我国，人们的潜意识中已经认同了葡萄酒是洋酒。这一观念在些事件之前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我给一个年青网友回帖时，建议他行文慎重引用。就是要国人们多思考。培养良好的独立思考的观念。其实行文除了“杂文”须引用公认观点佐证外，其他形式的文章都不易引用过多。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足矣。文章是表明作者观点的，可是一些权威左右着文风，一篇文章如果没有引用，就不是一篇好文章。引用是为了增强说明力度，可是有的作者为了引用而引用，引用的东西到让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从了。
　　一个民族思想的活跃是其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国人僵化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大障碍。一切都要用传统的成规衡量。一个人要是有点新思想，就要被叱责为不成熟，思想上未断奶，不堪大任。非到把这个人的棱角都磨没了，再去使用。称之为历练历练。因此我们的干部大多没有创造性。权威观念是，你不左右逢源就是不成熟，不能使用。真理要是大家都能识别就不会那么珍贵了。
　　近闻，“人大”出台了新劳动法草案。在征求意见过程中，一些外商机构反对情有可原。因为新劳动法的规定会损害他们的经济利益。可是许多中国人也反对，说什么影响改革大业了，没有长远打算了。中国人是不是须要最低工薪了？改革就是为了中国民众的福址，如果放弃这个宗旨改革还有什么意义？什么是长远打算？多长多远外商们会主动接受保护中国劳动者利益的法律？西方国家的劳动者的福利待遇也是通过与资方斗争得来的。一些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国际法律的签约国的企业，竟然以公然违背其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来要挟中国。中国的法律也不仅仅是针对外资企业，对国内的企业也是一视同仁。任何组织与企业都没有权利以牺牲中国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阻挠中国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法律出台。之所以有那么些人随声附和，就是因为有头戴专家光环的人物赞同这些观点。国人们能不能也用自己的脑袋想想问题。
　　美国要逐步取消遗产税的消息专出后，反对呼声最高的竟然是受益最大的大资本家阶层。他们宁愿把遗产上交国家，以此来保障包括他们子孙后代在内的国人利益，也不愿意把钱留给后人，使他们依赖祖先成就，丧失斗志。从而降低这个阶层的素质。钱再多也是要花完的，可是只要保证资本家阶层的高素质，就永远能保证他们子孙后代的利益。这是何等理性！与那些舍弃国人的福址来保护改革开放成就的观念对比起来，该让国人们想些什么呢？西方人崇拜的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国人们崇拜的是权威头上永远不灭的光环。在我们这个号称唯物主义占思想统治地位的国家里，国人们竟然能相信权威头上的光环永远不息。近闻有大学，将长期不出成就的一些“专家”取消了其职称。这是国人理性复萌的反映。什么时候中国民众都能理性地认识事物，我们的民族就会再来一次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