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回家

我总觉得，春运的前半部（节前）就是一项“回家工程”。这项工程涉及数千万个家庭上亿人，整个神州大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车站无不是人头攒动，路上无不是浩浩荡荡。这是世界上最蔚为壮观的一支回家队伍，它的出发和到达，演绎的是多少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人生故事！　　
　　为什么要回家？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么浓烈的回家情结？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近日，我在《杂文选刊》上读到时评家曹林的《“春节回家过年”的社会学分析》一文，颇有启发。曹林在他的文章里，以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人“春节回家”的动因和社会存在结构，他说：“为什么要赶回家过年呢？这不仅仅是顺应一种古老传统，这后面蕴藏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什么现实意义呢？他接下来分析，说“相比于社会、公司、工地这些日常容纳人存在的单位，家有着更合人性的内在结构。”为何这样说呢？只要我们稍为认真地思索一下，就不难发现，家与单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容器。回到家里，我们会有一种温馨的感觉，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好似远航的轮船回到宁静的港湾，无论是从脸上还是到心里，都洋溢着一种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是无法在单位里获得的。而当我们走出家门，走向单位，就不得不强迫自己转换角色，上班不能迟到、早退，坐班时不能心有旁骛，还得费心费力与上司、同僚、客户等等周旋，喜怒哀乐不能溢于言表，说话做事得小心翼翼……瞧，这班上得多累呀！单位就像一个冷冰冰的容器，一点一滴地冰冻我们的工作激情和生活热情。我们当中或许有不少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刚走进单位的大门，上班的椅子还未坐热，就盼着下班，想着回家。平时如此，又何况到了中华民族一年一度的传统大节——春节不回家，那该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啊！　　
　　为什么要回家？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有如此浓烈的回家情结？这不单单是个个人的问题，它还应是个社会问题。社会是以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元素或细胞构成，我们每个人一早从家里出发，到晚上还得回返家中，单位或许只是家门之外的一个驿站，人生就是由家庭和一个个驿站组成。我们生命的诞生从家里开始，成长过程分散在每一个驿站，当人生进入垂暮之年，家即是停泊生命之船的港湾、栖息飞翔之翅的鸟巢，并且还是让生命回归尘土的目的地。如果人人都眷恋单位而遗忘家庭，那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倘使这样，那必定家不成家，社会也会由此倍添混乱，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矛盾接踵而来。人人都不回家，这不是天下最大的社会问题吗？
　　尽管远出的我们回家是一件多么艰辛的事情，但是一想到能够马上回到阔别已久的家，想到能很快与家人团聚让家中满屋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回家的艰辛又算得了什么？春节回家过年，哪怕车票再难购买，哪怕车费高出平时许多，哪怕车厢上难觅座位，哪怕回家途中挤压得大汗淋淋，一路上都被回家的喜悦淹没，只要能回家快回家早回家，再苦再累也值得。
　　遥想当年远在乐昌读书、在广州做打工编辑的岁月，每年的春节回家，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那是基于对家的眷爱和依恋，从买票到上车到走进家门，哪一次回家不是历经千辛万苦？时至今日，我每每忆起当年从广州辗转回家，无不感慨万千。
　　单位把我们从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为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只好戴着面具，违心也好、苦心也好，都不得不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在勾心斗角、疲于奔命中，疏离了亲情友情，圆滑了人情世故，倍尝了世态炎凉。当我们喘息下来时，就会想到——回家，回家！只有回到家里，面具方可摘下，脸上才能展露真实的笑容，匆匆的脚步方可停息，不用说言不由衷的话，不用做阳奉阴违的事，我们又重新做回自己。在家中，“我的地盘我做主”——我们可以随便躺坐，可以随意说话，可以随心所欲，笑容要多灿烂就多灿烂，歌声要多嘹亮就多嘹亮，心情要多舒坦就多舒坦！
　　回家，回家，永远是我们心中一支永不落幕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