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 我把镜头对准了农民工
昨天我独自一人背着借来的相机到市区去拍照。我遇到了一群农民工，我一直渴望他们能落到我的镜头里。这群民工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每天他们都会或坐或站得呆在十字路口的一侧——那是他们的劳务市场，他们在那里随时等侯雇主的召唤。“一个月能有半个月的活就不错了，其余的是时间就只能在这里瞎靠。“一个民工这样告诉我。
在我的概念里，他们是城市农民工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游击队。他们可以自由的决定自己身模时候出工，身模时候收工，当一个地方的是市场行情不好时他们就可以随时换地方。他们都有自行车，这是他们所必备的，都是二三十块钱的那种，据说是有人专门推销给他们的。哈尔滨的车辆很多，尤其是在繁华地段，我不禁为他们的骑车安全担心。他们似乎觉得我的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我们早就习惯了！“
首先进入我镜头的就是这些自行车，车上都绑着铁锨等工具，不少车上都洒满的油漆。镜头的背景是十字路口另一侧的一座楼，学府宾馆。楼很高，我努力调焦距，很难把自行车和“学府宾馆“四个大字全拍下来。
我的拍照引来了一群民工的主意，一个戴着帽子的首先喊了起来，“有人给咱们免费照相了！“我向他们自我介绍，说我是商业大学的学生，新闻系的，想在周末学点摄影。接着我就请他们讲讲对现在生活、国家政策的看法。这位53岁的农民工显然有些激动，他脸上的肌肉剧烈的抽动着，手臂随着他强调的内容上下挥动着，像是在劈打什么东西。他的语速很快，不断的有吐沫从牙缝中飞出来，几分钟他就吐了好几口痰，而且还有接着吐的倾向。我觉得一方面他说话确实太快了，另一方面，痰里有他的义愤。
他的第一句话让我大吃一惊。
“如果中国所有50岁以上的人都死了，看看工作好找吗？“
我小心翼翼地问他，“您不是也超过50岁了吗？“
他回来的毫不犹豫，“我也该死，我愿意死！“
接着他就跟我讲现在的官员有多么腐败，他说不管男女，都是通过手段、关系爬上去的，而且是一人升天，仙及鸡犬。他跟我强调，现在的官员跟毛主席那时候的相比，简直差远了。
“不过，你不要光听我老头子的一面之词。“他后来似乎意识到自己说的话太偏激了。“你应该多听听那些中等的人的说法（大概指的就是经济学家们常说的中产阶级），他们有文化。“回到原来的话题，他说，其实国家的治理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有重有轻。他跟我打了个比方，如果现在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值一亿，一个值一千万，拿国家就要先治理前面的。另一方面，在政策的落实上，中央一个，到了省里又是一个，到了市里又变了。一位40岁走有的农民工对此似乎颇有体会，他说，“最重要的，还是上面政策的落实。”
我执意要为这位农民工拍张照，他不同意，他说到现在为止他只照过一次照，那还是办身份证的时候。说话间他就拿出他的身份证，照片上那个俊秀的小伙与现在略显臃肿，满脸深纹的他分明的告诉人们：什么是岁月无情。
“我以前做保密工作，没有拍照的习惯！“
与其他民工相比，他倒是幸运的，每个月他能从政府那里拿到包括退休金、各种补贴在内的400多块钱。说到这里，他开始为我们这代人发愁了。
“您们这代人不容易啊，要面对‘421’工程。”他所说的“421“指的是四个老人、一对夫妇，还有一个孩子，当然所有负担又要落到这一对夫妇身上。紧接着他又把当前大学生的一些劣点都数落了一番，比如谈恋爱，到校外租房，整天只知道玩不珍惜学习机会等等。
我们要结束谈话了，他总结性的说，其实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切身生活，比如这一顿我能吃饱饭下一顿我还能不能吃饱。所以，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老百姓就拥护谁。说完他转身就走了，在以后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都没发现他的身影，“偷拍“的念头也随之破灭。
我要说的第二个农民工来自内蒙古，30多岁，他的妻儿也跟他一起来了。目前他们在平房区和别人合租了一座小院，租金倒不贵。每月100多块钱。
“哪里挣钱我们就到哪里去，都是通过亲戚朋友介绍的。“这位眼睛小小的农民工对种地失去了信心。他们家有10来亩地，但8亩被退耕换林，种上了果树。“这些果树得好几年才结果，谁知道到时候果子是啥价钱啊！“他显得既迷茫又无奈。国家每年给退更换林的地补贴100元／亩，但这些钱对于他的家庭开支来说远远不够。在哈尔滨他个妻子都挣钱，他每月能挣1000多块钱，妻子做些卫生之类的活，每个月也能挣三四百。当然，他们的花销也很大，基本的住宿、水电、吃饭穿以外，还有孩子的上学（比城市孩子多交200块钱），手机话费，偶尔还有个病来凑热闹。但不管怎莫说，比在家里强。
其实在家时，当地政府也引导过他们通过搞大棚发家致富，每个村都有建造多少大棚的指标。但是建成之后政府就不管了。
“我们在大棚的技术上有困难，这不是主要的，最困难的是销路问题。“
他说，仅仅依靠村里少数的几个“能人”来发展大棚几乎是不可能的，还得上面管。
我说，大哥，我给你拍张照吧。稍微的推辞之后他给我摆了个姿势。
他背着阳光，样子很拘束。在镜头里，我又看到了他那双微合的眼睛，它让我想起了一个词：沧桑。
在我跟这位内蒙古的农民工聊天时，有两个农民工正在聊农业税的事。那位戴着蓝帽，满腮胡子的民工说，种地照样是不挣钱，他已经把家里的地转成给他人了。另一位接着说，“现在油又涨价了，肥料也涨了，细算起来跟不减农业税差不多。“不过，他接着说，取消农业税，上级再给农民加征各种杂费就困难了。他一边作全面分析，一面喝着矿泉水，末了还主动要我跟他拍张照，他举着瓶子，自曰要给“报达”作广告。
在这些农民工有一个老党员，1947年生人，比雷锋小两岁。前文那位做过保密工作的民工非要让他跟我这个大学生谈谈。很快我们周围就为了几大群人，过路的市民也不时把脑袋伸进来。
“共产党打败了小日本，打败了蒋介石，还抗美援朝！”老党员对党的总体评价是好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腐败！“
他跟我举例子，说建国初，有人贪污了200多块钱就被枪毙了，现在贪污几百万、上千万的又的是。
“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腐败！ “
这位老党员初中文化，上过山，下过乡。他的眉毛很重，除了听力不太好外，其它的看起来都很健康。
跟这群民工谈了大约2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看到有一个雇主来招他们干活。
“你们有没有想过要成立一家类似家政公司似的组织，谁家需要就跟组织打电话，然后组织派认为他们服务？“
他们没有正面回我的问题，他们只是说他们也去家政公司报过名，就如同大学生找家教时在家教中心登记一样，但交上报名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跟他们要钱又要不回来，只能是自认倒霉了。所以，现在他们都这样自己找工作，工钱也是随干随付。
“你要把这个事儿报报（指在报纸上登出来），得让人管管。我们干多累的活都没事。“
我告诉他们，最近电视、报纸上都在报道南方的一些城市比如广州、东宛等缺少农民工。这则消息显然没有引起他们的兴趣。
“人家要的都是技术工，咱有啥技术啊？！“说这话的是一位40多岁的民工。
这些农民工年龄大多40岁以上，而且还有一些妇女。“技术“对于他们来说也许是个“奢蚀品“。不过这并不是他们不去南方的唯一原因，
“气温啦，语言啦，都会不太习惯！“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最近发布了，其中提到要逐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我把这则消息抛给他们，他们并没有什莫反应。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首先，这些农民工是流动性的，他们做的是零工，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他们的老板——一般是私人雇主——
时刻都在变换中，管理起来难度很大。因此，在他们身上逐步实现工资的提高缺乏严重的行政监督性，是在一时难以做到的。其次，对于一个月只有半个月活干的农民工，有活干他们就很知足了，他们不敢去跟雇主讲价，否则到手的活就会被别人抢去。
接近12点了，我跟他们告辞。在步行到88路公交线到中央党校的路上，我的心情里兴奋与沉重共融。我发现我能够和这些农民工打成一片，跟他们彼此坦诚地聊天，交流。但昨天的精力更使我感觉到，在这个灯红酒绿、车流宣泄的城市，这些来自农村的普通劳动者太需要别人的关注。他们绝不是不谙事理、除了干活什莫都不懂的“土包“，只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不得不选择沉默，因为他们不知道谁会真正倾听他们的声音，谁能真正为他们说话。
我清晰地记得，在我和其他民工聊天时，有一个面容憔悴、一脸皱纹的农民工一直站在我的身后，几欲张口，似乎要告诉我什么关于他的不一般的经历或见解。他不善言谈，跟我说了几句就被别人把话题抢了过去。我只记得他的孩子也都在这个城市，在学点儿技术。
真不知道该如何给本文结尾，或许这只是我接触民工、接触农民、接触所有普普通通劳动者的一个开始。
注：本文在写作时，基本上不考虑内容上一致，只是对本人周日经历及当时感情的一个回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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